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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8 《恋爱的犀牛》全台词■■经典的先锋——《恋爱的犀牛》■■
****第二场**** ****第三场****
****第四场****
****第五场****
****第六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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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场****
****第十三场****
****第十八场****
****第二十一场****
****第二十三场****
编剧：廖一梅 转载柏拉图语录柏拉图说 如果，不幸福，如果，不快乐，那就放手吧；如果，舍不得、放不下，那就 痛苦吧。 柏拉图说: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轻易地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 柏拉图说: 第一次哭是因为你不在，第一次笑是因为遇到你，第一次笑着流泪是因为不 能拥有你 。。 柏拉图说:如果爱上，就不要轻易放过机会。莽撞，可能使你后悔一阵子；怯懦，却可 能使你后悔一辈子。 柏拉图说: 既然爱，为什么不说出口，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柏拉图说:是我的终究是我的`我终归是你的一个过客`你始终不爱我`注定我和你就是什 么都不会发生`注定`注定只是注定`不管我怎么跨越不管我怎么想靠近你`你还是会离开 我... 柏拉图说:第一财富是健康，第二财富是美丽，第三财富是财产。 柏拉图说: 恋爱，在感情上，当你想征服对方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对方 征服了。首先是对方对你的吸引，然后才是你征服对方的欲望。 柏拉图说:爱到分才显珍贵，很多人都不懂珍惜拥有.只到失去才看到，其实那最熟悉的 才是最珍贵的. 柏拉图说:喜欢在你身上留下属於我的印记，却不曾记起你从未属於过我。如果有一天 ，不再喜欢你了，我的生活会不会又像从前那样堕落，颓废，我不想再要那样的生活， 所以，在我还没有放... 柏拉图说:你走了，带着我全部的爱走了，只是一句分手.我忍着眼泪看着你的背影，好 想最后在抱你一次，好想在对你说一次“我爱你” 柏拉图说:有些失去是注定的,有些缘分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爱一个人不一定会拥有,拥 有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去爱她。 柏拉图说:我们的生活有太多无奈，我们无法改变，也无力去改变，更糟的是，我们失 去了改变的想法. 柏拉图说: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 柏拉图说:岁月就象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却的回忆，右岸是值得把握的青春年华，中 间飞快流淌的，是年轻隐隐的伤感。世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但真正属于自己的却并不 多。看庭前花开花落... 柏拉图说:人生不止，寂寞不已。寂寞人生爱无休，寂寞是爱永远的主题.我和我的影子 独处.它说它有悄悄话想跟我说.它说它很想念你,原来,我和我的影子,都在想你。 柏拉图说:分手后不可以做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不可以做敌人.因为彼此深爱过,所以 我们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柏拉图说:时间带走一切，长年累月会把你的名字、外貌、性格、命运都改变。 柏拉图说:当爱情轻敲肩膀时，连平日对诗情画意都不屑一顾的男人，都会变成诗人。 柏拉图说: 如果，不幸福，如果，不快乐，那就放手吧；如果，舍不得、放不下，那就 痛苦吧。 柏拉图说:在完美的彼岸刚刚上演了一场悲剧，所有的血与泪在枯萎的荆棘蕴育出一个 花蕾，它将经历轮回的七场雷雨，然后绽放在潮湿的空气中…… 柏拉图说: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完美。你想得到些什么就不得不失去些什么。 柏拉图说:时间会慢慢沉淀，有些人会在你心底慢慢模糊。学会放手，你的幸福需要自 己的成全。 柏拉图说:相爱是种感觉，当这种感觉已经不在时，我却还在勉强自己，这叫责任！分 手是种勇气！当这种勇气已经不在时，我却还在鼓励自己，这叫悲壮. 柏拉图说:有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就像是流星,瞬间迸发出令人羡慕的火花,却注定只是 匆匆而过. 柏拉图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给自己留下了什么遗憾，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该爱 的时候就去爱，无谓压抑自己。人生的苦闷有二，一是欲望没有被满足，二是它得到了 满足。 柏拉图说:所谓花心，就是有了爱情和面包，还想吃蛋糕的心情；所谓外遇，就是潜出 围城，跌入陷阱；所谓浪漫，就是帮老婆买包心菜时，还会顺手带回一支玫瑰花；所谓 厨房，就是结婚时红地毯通向的正前方…… 柏拉图说:我以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以为小鸟没有飞过沧海的勇气，十年以后我才发 现，不是小鸟飞不过去，而是沧海的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 February 23 《旅行的艺术》之艺术（4）13. 绘画可以教我们去观察：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关注。 … 照相机模糊了观看和注视之间，观看和拥有之间的区别，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择取真正的美，但是它却可能不经意地使意欲获得美的努力显得多余。 From On Possessing Beauty
14.什么是旅行的心境？感受力或许是它最主要的特征。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我们也许会让当地人感到不解因为我们在马路上或狭窄的街道上，欣赏那些他们认为有些奇怪的细节。 另一方面，家，使我们在期待中更能觉到安定感。…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我们已经居住了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地方，还能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一切，因而对其视若无睹。 From On Habit
感后感：这是一本很睿智的小书，讨论很多旅行的感受，有很多的感觉你从来没有察觉到，你确实就是这么想这么做，但是被作者一不小心就触到了心灵最软处，才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人和你一样：） 你也会不小心地从作者的自省中发现，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旅行毛病：总是觉得远方才有风景，对于细节总是容易忽略，很多旅行只是为了到而到，体验生活究竟是怎样一个层次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但是不管怎样，我都相信，旅行是人生的体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应该努力地看到她的更多面，应该在每面上都尽可能驻足停留，摸到她的脉搏，与之亲密接触！所以，行者的脚步不一定能遍及四海，但是心应该永远在飞翔！ 《旅行的艺术》之艺术（3）8.如果爱是寻求那些我们自身所不具备，却未我们所爱之人独有的个性魅力，那么我们和异域情人相爱时，我们更有理由期待自己融入一种我们自身文化所缺失的价值和观念之中。 From On Exotic
9.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风而四散各地，然后在一个国家出生，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之地；但是，和福楼拜一样，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有依据内心的忠诚来想象性地重造我们的国家身份的自由。 From On Exotic
10.旅行的一个危险时，我们还没有积累和具备所需要的接受能力就迫不及待地去观光，而造成时机错误。 From On Curiosity
11. 那些比我们强大威猛的东西不一定令我们感到增横。那些与我们意志相违的东西可能引起我们的愤怒和怨恨，然而它也可能让我们心生敬畏。而它们是否能引发我们的敬畏，则完全取决于它们貌似挑衅，恶劣和傲慢的同时，是否也具尊贵之风度。看门人的自大傲慢令人生怨，迷雾笼罩的高山奇险则使人心生尊崇之意。强大却卑劣之物让人有被羞辱之感，但强大且尊贵之物则使我们敬畏。 即使我们不在沙漠中，别人的行为及自己的缺点也会让我们感到渺小。羞辱感时人类永远的危机。我们的意志常被违抗，愿望也常被阻扰。崇高的景观不会因此而直接揭示我们的不足。它们的吸引力在于提供我们一个新颖和有效的方法，去面对我们原已熟悉的缺憾。壮阔的景致以宏伟的方式，重复着日常生活经常施与我们的教训“宇宙强而有力，而人类脆弱不堪，人的生命是脆弱和短暂的；我们除了接受加诸于意志之上的限制外，别无选择；许多的必然性不是我们可以对抗的，面对它们时，我们只能臣服。” From On Sublime
12.不要因为事与愿违而感到惊讶，因为这个宇宙比你大得多。当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事与愿违的情况时不要惊讶，因为你根本不能彻底理解宇宙的逻辑。站在群山之前，你就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接受比自己伟大的事物，也接受自己不了解的道理。这个世界对约伯而言可能缺乏逻辑性，但是这不表示世界本身缺乏逻辑。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人生去衡量一切，而应该通过壮阔的景致提醒我们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 如果这个世界不公平，或让人无法理解，那么壮阔的景致会提示我们，世间本来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宇宙的力量可以移山排海，而人类不过是小小的玩偶。从壮阔的山河中去了悟自身的局限是十分有效的，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在日常生活的流变中感到焦虑和愤怒。不只是自然违抗我们，就连生活本身也是不堪忍受的重压。然而，自然界中广阔的空间却最充满善意和敬意地提示了我们所有超越我们的事物。如果我们用更长的时间与它们相伴，它们会帮助我们心服口服地接受那些无法理解而又令人苦恼的事情，并接受我们最终将化为尘土这一事实。 From On Sublime February 20 《旅行的艺术》之艺术(2)
3. 现实的生活就像是一家医院,每个人都疲于更换自己的病床. 目的地其实并不重要,他真实的愿望其实是想离开现在的地方,正如他总结的那样"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它在我的现在的世界之外!" 波德莱尔看中对旅行的幻想,认为这是一种标记,代表高贵的追索者的灵魂,对此类追索者,他称之为"诗人":他们从不满足于故乡的所见所闻,尽管他们清楚他乡也并非尽善尽美;他们情绪多变,时而希望满怀,看待世界如孩童般理想;时而绝望无从,愤世悲观.像朝圣的基督徒,诗人注定生活在一个陷落了的世界里,但同时,他们又不肯认同一种变通的,较少妥协的世界。 From Chap2 On Travel Palaces
4.飞机的起飞为我们的心灵带来愉悦，因为飞机迅疾的上升是实现人生转机的极佳象征。飞机展呈的力量能激励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类似的，决定性的转机；它让我们想象自己终有一天能奋力攀升，摆脱现实中赫然迫近的人生困厄。 这种视野上新的优势使陆地上的景观整饬有序，一目了然：公路弯曲，绕过山头；河流延伸，通向湖泊；电缆塔从发电厂一直假设到各个城镇；那些在陆地上看上去布局混乱的街道，现在看来似乎是精心规划的条格布局。我们的眼睛试图把此刻所见与先前的认知连结在一起，像是用一种新的语言来解读一本熟悉的书。那些灯火所在之处一定是纽伯里，那条街道一定是A33…照此思路，我们的生活是如此狭隘，就像井底之蛙：我们生活在那个世界，但我们几乎从未像老鹰和上帝那样睹其全貌。 From Chap2 On Travel Palaces
5.同自己所在的社会保持着距离：这是一种常见的隔阂感，对任何独处者，这种感觉有助于减轻他们在孤独状态中的压抑感。 From Chap2 On Travel Palaces
6.旅行能催人思索。很少地方比在行进中的飞机，轮船和火车上更容易让人倾听到内心的声音。我们眼前的景观同我们脑子里可能产生的想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联：宏阔的思考常常需要壮阔的景观，而新的观点往往也产生于陌生的所在。 From Chap2 On Travel Palaces
7.雷德蒙.威廉斯曾指出，旅行，或者那种漫无目的的漂泊的过程，其价值在于它们能让我们体验情感上的巨大转变。 十八世纪以来，人类的同情和了解不再源自于社群活动，而是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沉默呵孤独已成为人性和社群的载体，对抗着普通社会阶层的苛严僵固，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的闲适。--- 雷德蒙.威廉斯《乡村和城市》 From Chap2 On Travel Palaces 《旅行的艺术》之艺术(1)电视看多了，书读少了，人就浅薄起来了； 想象多了，路走得少了，人就慵懒起来了； 总是得做些什么改变这些，就撷取些感想来自The art of Travel.
1.如果说我们往往乐于忘却生活中还有众多的我们期待以外的东西，那么，艺术作品恐怕难逃其咎，因为同我们的想象一样，艺术作品在构型的过程中也有简单化和选择的过程。艺术描述带有极强的简括性，而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必须承受那些为艺术所忽略的环节。 From Chap. 1 On Anticipation 同感: 我们常常因为向往旅行的美好而动身，但是在实地的旅行里就会看到很多并不期待的东西，艺术作品筛掉了太多真实的生活啦！
2 我的身体和心灵史难缠的旅伴,难以欣赏这趟旅行之美.... 我们曾期望持久的满足感,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处在一个地方所得的幸福感和同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的幸福感似乎一定只能是短暂的.... 在我们的意识里,新的焦虑总在生成,一如爱尔兰岛西岸的寒湿气流,每隔几天总要登岛一次.过去的胜利不再辉煌,将来的情形显得复杂不定,影响到眼前的美景,它们也变得像总在我们周围的其他景观一样,让人视而不见. From Chap. 1 On Anticipation 同感:没有走出去的时候,旅行像一种诱惑,召唤着你;当你身处其境,就被另一种新的空虚失落焦虑所填充,生活之中的矛盾从来不会因为旅行发生变化,就像作者说道,"那个呆在家里郁郁寡欢的我和现在这个正在巴巴多斯岛的我之间是连续的,并无二致",尽管"与这种连续性对应的士风景和气候上的非连续性" 然而另一矛盾情形是,"只有我们不必亲临某地区面对额外的挑战,我们方能最自如地置身其中",虽然我们置身的只有我们期待的生活. 也许最好的旅行莫过于呆在家里,一边悠闲得翻着航空公司印刷的世界航班时刻表,上网欣赏着各地的美景,一边在想象的国度里飞翔遨游,可是处在那个位置的我们想到的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抗拒真实旅行的诱惑,因为抗拒不了,那么不管旅行多么令人失落,我们没法不选择出外旅行.这就是和人生一样. January 18 人生不可占有 (by 周国平,zz)今天在reader版看到这么一段文字，突然觉得值得收藏，后来找了一下原文，就转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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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可占有 （周国平）
March 30 他为什么许知远(ZZ)为这个序,我要读《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据说它曾经很hot,但是当时我没有遇上,现在列入list,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来要好好品品
此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blog,http://prepare.blogbus.com/,这就是从他那转来,去看看别的80年代人生活/学习/思考/也很有价值...
在他的心底，有一种悲从中来的忧伤，这种忧伤来自于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世界与日益庸俗化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让他焦虑，让他忧心忡忡。他的人性深处始终存留着柔软和温情的一面，而没有随着所谓的社会化的成熟而变硬变冷，以至于他始终是个“即使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独”的人。
他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而这本身也暗示着他已然意识到自己与周遭的疏离和格格不入的窘迫。他无法逃避，而又无所适从，于是，他选择了写作。正像他所说的，写作是他将世界辨别清晰的一种愉快的手段。 但这种写作只能带来思维的乐趣，因为他笔下流淌着的分明是心底无限的忧伤。他一次次地使用引语，并不是简单的与伟大的心灵靠近，更是在无限向往着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可能是古希腊、文艺复兴、五四，也可能仅仅是80年代，它们或许本身并不那么美好，但因为“逝去”而变得诗意盎然，并且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些。 这个处在社会巨变中的年轻人本能似的对过去、传统抱有无限的眷顾，而对当下的愈益技术化的生存模式产生厌恶和抵触。他潜藏着的深层次的人文关怀让他自觉地肩负起他的社会担当，但，那时候的他显然还太单薄。 他一方面忙不迭地宣告着自己的长大和卓尔不群：一条人文主义的狗；一方面又深深陷入了对过去、往生的无限怀念：燕园的回忆。他“迷失于阅读”，是因为他想从那些曾经和他一样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到力量和方向，使他不至于那么那么地忧伤，而他终于也如愿以偿地感受到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那就是：表明一种生活态度，阐述某种道理，甚至规定某种道路，他发出了自己的第一声呐喊：重建象牙塔。 而这一切，也就是他之所以写就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原因，也就是他为什么是许知远的原因。甚至，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许知远们”的原因。 America Alone：欧洲穆斯林化与西方的衰落(ZZ)从smth/reader看到连接,引用别人读书笔记的一句话:开卷有益,转过来也反省我们国家自身的问题
-------------------------------------------------------------------------------- http://www.cchere.com/thread/1013644#C1013644 【读书笔记】America Alone：欧洲穆斯林化与西方的衰落 花 9 同人于野 2007-03-27 01:07:05 本人声明：作者Mark Steyn是美国保守派，支持共和党，支持伊拉克战争。我发此读书笔记并不表示我赞同其观点。完全是开卷有益，美国右派的思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我的确认为作者所讲述的问题是真实的而且是严重的。我理解这本书最主要的思想并不是人口，或者伊斯兰，而是西方文明的衰落。对于欧洲福利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套东西，读了此书我们会有一个 second opinion。对于美国为什么允许一般人持枪之类的问题，我们也会加深一点认识。全书涉及中国部分很少，版主们不必担心。此书出版于2006年下半年。据说加拿大书店一度不敢卖。 我写读书笔记的原因： 1。就好比围棋打谱，是一种学习。总结作者的思想，看清其逻辑脉络。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2。以后查找什么事实，观点方便。 3。发在网上可以跟网友们一起讨论研究，比自己看书有意思。 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副标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的结束，西方世界的结束。 前言 现代人总觉得应该担心一些事情，he feels good about feeling bad。有什么事最值得担心呢？ - 核大战么？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担心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对核大战如此担心花样百出，结果证明核大战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 - 全球变暖？是，Gore 整了个 An Inconvenient Truth，可是海平面上升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发生。 但眼前就有一个重大危机：西方文明快要消失了。 其实说到全球变暖这样的"预言"，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 - 1968年资深科学家 Paul Ehrlich 出畅销书预言1970年地球上数亿人将死于饥荒； - 1972年Club of Rome的研究表明世界将于1981到1993年把金属等资源消耗光； - 1976年Ponte预言新的冰川时代； - 1977年卡特总统预言十年之内石油消耗完毕。 以上这些都没发生。这些人被称为 doom-mongers（世界末日贩子）。 然而从1970到2000年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了的：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 1970年穆斯林以外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9/11并不是 "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而只不过是揭示了早就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个形势的改变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1。人口减少； 2。发达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可持续性； 3。文明社会的衰竭。 People Power 有人力才有一切，而且还必须要有年轻人，你才能干大事情，比如闹革命什么的:) 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的人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 加沙地带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5.8岁。一群失业，没受过教育的小孩，你怎么让他们有理性？不考虑这个因素怎么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则是缺孩子。维持一个社会人口，需要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是2.1。现在欧洲，希腊是1.3，意大利1.2，西班牙1.1！相比之下美国正好2.1，新西兰略低一点。 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穆斯林在惹事？因为人有人力。1970和1980年代，穆斯林世界在努力生孩子，而西方世界仍然在愚蠢的说什么人口过剩资源不够危机。 Diamondd的书《Collapse》，好像什么社会崩溃都跟砍树有关。其实错了，不是tree，是 fammily tree，是孩子。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国家都快完了，跟树有关系么？ Welfare and Warfare 欧洲的人口减少，与欧洲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能否持续下去密切相关。在美国政客们辩论的是福利把太多债留给子孙，欧洲的情况则是根本没有子孙来替你还债。 老龄化 + 福利 = 你的灾难 年轻 + 意愿（will） = 任何敢挡你的人的灾难 意愿，是一种文化概念。比如说非洲人就没有意愿，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己部族的人。伊斯兰是有意愿和年轻，欧洲则是老龄化和福利。欧洲人口减少没有人来维持福利，只能引进移民，而移民来的大多是穆斯林：冲突不可避免。 Fighting Vainly the Old Ennui 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大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有政府管，人民根本不想依靠自己，没有自信。冷战本来是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胜利，但很少有欧洲人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欧洲人本来也没在其中做出什么贡献。相反苏联的解体只是加快了整个欧洲的衰弱。 伊斯兰恐怖分子跟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你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作者引用了本拉登的一句话：When people see a strong horse and a weak horse, by nature they will like the strong horse。西方军队看上去像强壮马，但是如果你不敢用这个军事力量，人家就当你是弱马。这不仅仅是欧洲，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世界都讨厌美国。本来是正常的，因为所有强权都招人恨，但是大家恨美国的原因很奇怪：比如穆斯林恨美国的脱衣舞，欧洲人恨美国反同性恋和堕胎，等等，世界人民恨美国的可乐，汉堡，美国什么都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帮助欧洲防务，结果欧洲人自己就不想搞防务了；美国乐于在联合国分权，结果这个措施也没有给自己带来朋友。 甚至连环保主义者都恨美国：Gore 的片里说"We are altering the balance of energy between our planet and the rest of the universe"，我们改变了我们星球和宇宙之间的能量平衡？！如果美国是个传统超级大国，大家可能说美国是法国的威胁，而现在美国居然成了宇宙能量平衡的威胁！ 作为一个强权，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自己的意志不够。美国一个常见体恤衫上写着"These Colors Don't Run"，然而美国从战场逃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越南，从伊朗，从索马里。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开始怀疑美国的力量。在越南，美军死了5万人才撤退，现在在中东可能只需要5千，也许下一次战争50？或者根本不考虑？ 整天想着 " exit strategy" 的国家不叫强权。有力量不用，就好像你有一辆法拉利却因为害怕路上有坑洼而不愿开出去一样。 Alternative Realities 欧洲穆斯林化的进程可能是和平的么？法国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英国酒吧禁酒，荷兰同性恋俱乐部转移到旧金山，但其它生活不变？可能么？不太可能。因为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不是宗教问题，是欧洲要不要重新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问题。一定会有人指责说这些防止穆斯林化的思想是种族主义，其实不是种族，是文化。对美国来说，"war on terror" 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很多人指责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作者认为很遗憾美国还真不够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应该是你理解自己的伟大不是偶然的，你应该把你的成功秘诀传播出去，而不是像现在美国这样在联合国里面跟古巴苏丹平等投票。西方有力量但是没有意志。长期来看情况就更不妙：双方势力人口增减，欧洲福利体系的破产，以及穆斯林化的欧洲必将导致美国失去更多盟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多数 doom-monger 给出的解决全球变暖之类的"末日危机"方案都是加强政府管理，都是大政府。但作者认为解决与穆斯林文明冲突只能靠人民自己。是小政府。 如果不这么办那就是欧洲的那一套，现在欧洲对伊斯兰步步退让：丹麦讽刺圣战的漫画被禁止了，因为"敏感性"（sensitivity），这就是大政府。在政府"敏感性"的纵容下，伊斯兰在欧洲日益强大。好多荷兰人受不了都移民了。 （待续） -1- 出生与死亡 花 4 同人于野 2007-03-28 00:33:56 第一章 The Coming of Age: Births vs Deaths 21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的人口都迅速老龄化，美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伙伴们都老死了。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1，现在美国是2.1。加拿大1.48，欧洲平均1.38，日本1.32，俄罗斯1.14。 老人并没有错，但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创造力。对国家来说，老龄化是大政府的灾难。与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算小政府了，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假设到 2075年人口比现在增长30%，而且即使这样，在2017年以后也是赤字运行。美国尚且如此，你以为出生率只有1.1但是政府什么都管，福利体系大得多的西班牙会怎么样呢？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这里是谁下降的最快的问题，是最后剩下的人通吃。何况欧洲人还指望别人移民过去。十年之内欧洲就会穆斯林化，其政治-文化特征将彻底改变。14世纪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减少1/3的人口，而现在情况则更加严重，而这一次是自我选择的。 The Math of the Map 人口统计可以解释很多，比如说90%的事情。 - 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什么不愿参与伊拉克战争？法国城市人口30%是穆斯林，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很多失业的，正是闹事的好时候。80年代人们担心的"黄祸 "（Yellow Peril）根本没有发生，日本也没有崛起，因为他老龄化了。同样道理中国能崛起么？不能。因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 为什么波斯尼亚崩溃甚至导致大屠杀？因为二战以后塞尔维亚人口比例从43%降到了31%，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民主时代没人能抵挡人口构成的威力，除非内战。 - 2006年一家丹麦报纸发表了几个漫画家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发"卡通圣战"事件，抗议，诉讼，死亡威胁，暴乱等等。这都是人口比例的问题：也许每个网络博客都会支持丹麦报纸，但只有500万人写博客。可是欧洲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默罕默德。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被西方文化主导，为什么英国价值观，英语这么流行？因为19世纪英国是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导致英国人口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增长很快，使得他有富裕人力去占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印度，非洲，世界各地。而现在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英国是18%，美国21%，沙特39%，巴基斯坦40%，也门47%，正如上世纪英国做的，现在该谁把多余年轻人口派往全世界了？设想一下各国议会和最高法院按照也门价值观来运行的是什么局面。 人口减少问题远远比什么环保问题重要的得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不是石油。现在根本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而是社会自杀。环保主义者完全是杞人忧天。 The West Runs Out of Stock 出生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尼日尔7.46，马里7.42，索马里6.76，阿富汗6.69，也门6.58，他们都是伊斯兰国家。 西班牙社会党在2006年曾经提案给猩猩人权，因为猩猩跟人的基因有98%左右是一致的。作者调侃说可惜西班牙人不具备的猩猩的2%的基因包括繁殖基因。到2050年，意大利人口将减少22%，把家里亚36%，爱沙尼亚52%，甚至更多。一个有意思的事实：2004年美国大选，选了布什的州出生率比选 Kerry的高12% ，其中有西班牙语系移民的功劳。但即使是白人妇女，美国也在1.85左右，高于加拿大和欧洲。这样欧洲和加拿大只能用引进移民的办法来把社会维持下去。 西方世界把制造业外包，等于把自己的孩子也外包，等于把未来外包了。即使是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世界总人口也在减缓增涨，2050年到顶。你想吸引高素质外来移民，但可能不久以后高素质人才会非常难找，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觉得何必非得去加拿大呢。 East Meets West 伊斯兰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他有很强的政治性。穆斯林移民不是被欧洲同化，真实情况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法国游泳场的浴室分男女了（这一点没看明白，难道本来不分么？）澳大利亚医院餐厅现在不提供猪肉了。欧洲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左派，比如说女权主义者。一个本身不是穆斯林，但有很多很多穆斯林邻居的法国女人出门，也要带头罩。 可兰经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杜绝一切好奇和问题。联合国统计，2002年一年内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籍，甚至超过上千年内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书籍地总合。伊斯兰国家不可能登月或者发明互联网。他们不都是极端分子，但是2006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7%的英国穆斯林相信9/11跟阿拉伯有关。作者2002年走访中东，发现很多阿拉伯人同时相信两件事情：a，9/11是以色列摩萨德干的；b，9/11是穆斯林的胜利。 The Seventh Age 这一节作者用莎士比亚的 seven ages of man 来调侃世界局势。 （待续） 2- 日本，俄罗斯和欧洲 花 2 同人于野 2007-03-28 22:59:19 第二章 Going...Going...Gone: Demography vs Delusion 这一章分析社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三个不同类型：日本，基本不存在移民问题，就好像实验室条件下的老龄社会；俄罗斯，未来前途取决于跟邻居中国的关系；欧洲，客人们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2005年开始日本死亡人口开始超过出生人口。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人口减少模型：没有移民，没有显著少数民族，就是日本人。日本这么拥挤减少点人口难道不是好事么？但政府面临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方面的问题。 - 产科医生减少了，不够了。明知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学院学生谁愿意学产科？比如在Oki Island，人口并不少有17000，但产科医生只在每周一工作，你想生孩子得准时，不然就得坐直升飞机到外地生。 - 孩子不够怎么办呢，日本人发明了人工智能孩子，成年女人的玩具。玩玩具？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成年人本身就是他们所没能生出来的孩子。 - 没有年轻人谁来照顾老人，谁来工作呢？机器人？或者给索尼公司发克隆执照么？ 七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人中的51%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 Red Sales in the Sunset? 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达到顶峰，148m。到2015，人口将减少到130m，到世纪末减少到50m到60m，最差的估计是到2050减少到85m。俄罗斯的出生率只有1.2，而70%的妊娠都被中止了！一部反堕胎的美国电影，The Silent Scream，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结果是，大部分女性观众被美国先进的医疗设备所吸引，认为以后做堕胎手术最好能去美国做。 - 对于200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子，其预期寿命只有58.9岁，女性寿命则与美国相当。俄罗斯最致命的传染病是肺结核。而其HIV感染率增长世界最快，俄罗斯5年内HIV阳性的人数超过美国20年总和，据说总人口的1%被感染了。 - 俄罗斯甚至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边境，这种情况下怎么防治核扩散呢？ - 俄罗斯的确有些地区生育率不低：伊斯兰地区。 非洲有艾滋病问题，中东有穆斯林问题，北朝鲜有核武器问题 - 俄罗斯同时有这三个问题。 俄罗斯资源多人少，中国人多资源少，那么。。。其实俄罗斯还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光棍，一方是女多男少一方是男多女少，这个。。。 基地组织认为并不是美国拖垮了前苏联，是他们在阿富汗拖垮了苏联。俄罗斯最终很可能四分五裂，导致世界上多出几个穆斯林国家，中东核武器化，而且他的一部分领土会被中国取走，这样就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以前俄罗斯觉得阿拉斯加反正也守不住，干脆卖给了美国，现在能不能把西伯利亚给中国呢？ 中国和俄罗斯也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不过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国家目前打算主要让美国来跟伊斯兰扛。 Les Feuilles Mortes 1775年弗兰克林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你们英国花了300万英镑才杀死我们150个美国人，相当于2万英镑一个，而与此同时我们这边又出生了60000孩子。。。" 弗兰克林有点说过了，其实当时很多在美国的人为了能继续效忠英王宁愿搬家。但其他人的自我认同则是"美国人"取代了"英国人"。那么现在欧洲人的自我认同会不会从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变成穆斯林人呢？谁强才会认同谁。南亚的温和穆斯林已经变成了极端穆斯林，尼日尔从非穆斯林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穆斯林，欧洲呢？民主社会，人口的变化直接左右政治格局。 2005年底法国发生穆斯林骚乱，媒体报道的时候不敢用伊斯兰这个字，把暴乱者称为"青年"。不过这也说明问题，穆斯林的优势就是有青年。如果看人口统计，法国只有1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问题在于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里面45%的青年是穆斯林，街头械斗谁吃亏。2006年比利时一个54岁的火车列车员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被6个"青年"殴打致死，结果车上其他人40来人没人敢管，事后居然只有4个人敢于接受调查。比利时人怕穆斯林"青年"。 The Rain in Spain 欧洲大陆的9/11是2004年3月11日的马德里。正好在西班牙大选之前，系列火车爆炸案杀死了至少200人。前政府是Popular Party，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竞争者社会工人党则要求撤出西班牙在伊拉克的军队。恐怖分子显然是想通过爆炸事件吓唬西班牙选民。 结果怎么样？西班人人还真把社会工人党选上台了。"We apologize for catching your eye." 国家打仗都是为了未来，一个生育率只有1.1的国家有什么未来啊。 美国反恐战争是在外面打仗，欧洲也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欧洲的反恐战争是内战。谁能赢？在奥地利的Linz，穆斯林要求所有女教师上课必须带面纱。英国穆斯林要求取消大屠杀纪念日，因为这个纪念日只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不纪念被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穆斯林的咄咄逼人，各国政府却只是一味退让。泰国10%的佛教徒受不了穆斯林干脆搬家了。 欧盟，"西方"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而同样住在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是3.5。 November 30 斯潘贝格湖 《荒原》第八行 (zz from smth)发信人: joyhead (碰碰香), 信区: Reader 标 题: 斯潘贝格湖 《荒原》第八行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Nov 30 18:06:18 2006), 站内 昨天感冒躺床上翻准备打包回家的东西的时候 从《读书》杂志上翻到的，2001年第10期，那时候911刚刚发生 它还未成为一个谈论的主题 不过下面的文字是网络流传的版本 不是《读书》上刊载的原文 幸感于一种敏锐 ////////////////////////////////////////////////////////////////////////////// 《荒原》第八行——从一个更大背景来看中国当下诗歌和我们自己 王家新 我这次做讲座无题有感，但五四文学社要求有一个题目，所以没有办法我就想了这个题目。前段时间我在德国慕尼黑访问时住在一个叫斯潘贝格湖的地方，20世纪很多著名的现代作家、诗人、艺术家、思想家都曾在此生活过或访问过，像托马斯曼、尼尔克、本亚明等，哈贝马斯现在也住在湖滨的村子里。艾略特在他的《荒原》第八行提到了这个湖，所以我们称斯潘贝格湖为“《荒原》第八行”，我对朋友说我是住在《荒原》第八行。我在德国重读《荒原》全篇后感到无比惊讶，我再次惊讶于艾略特那种无比深邃而又广阔的对人类生活的透视；惊讶于《荒原》本身那种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奇妙的诗歌组织方式，用抒情、叙事、拼贴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把独立的东西组织成一个整体。《荒原》带给我的又一个思索是什么是经典？经典是那种需要我们不断地去重读的东西，经典是常读常新的东西。比如《荒原》，从写作到现在80年过去了但它并没有过时。从多方面来看，我们现在仍生活在艾略特的《荒原》之中，这就像艾略特本人从伦敦城走过的时候，感到他自己仍生活在但丁的《地狱》中一样。什么是荒原？在我看来艾略特意义上的荒原就是旧的世纪已经死去而新的世纪尚未诞生的阶段，或是说一个新的意义系统、信念尚未诞生时的一种状态。荒原可以说是神性消失后人类生活本身那种贫乏的、无聊的状况。从我们中国目前的文化和精神状况看，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荒原之中吗？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无聊。我们这个时代无聊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把一些精神和文化活动都变成了无聊之举。无聊中之最无聊者是写诗。现在看到的许多诗歌你能认为是诗吗？在诗歌界有人提出过“诗到语言为止”，现在又有人提出“诗到肉体为止”，我觉得现在是非要把诗歌写到无聊为止。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值得我们尊敬的思想家、作家和诗人？因为无聊人们就要找事做，像打架、争论、争吵、骂娘，越来越热闹。我们的报刊媒体深喑热闹之道，没有热闹也会给你炒作出热闹来。有谁在关注那些真正严肃的、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思考和写作呢？这个时代的热闹和无聊成正比。在媒体和文坛的喧嚣中，灵魂的寂寞成倍增长。我说这些话也许带有一些情绪的成分，但我的确感到很悲哀。 我经常把北京的80年代和90年代作对比，我觉得现在的北京变得现代了、富裕了，但是对我而言北京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富丽堂皇的荒原。当我重读艾略特的《荒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荒原之中。我感到了艾略特巨匠式地对生活的洞察力，感到自己正生活在艾略特的注视之下。关于诗人艾略特有许多非议，经常有人用“吊书袋”“卖弄”之类的字眼来嘲讽艾略特，一笔抹煞他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美国诗人威廉斯说“《荒原》诗的出现是美国诗的一场灾难”，但我想这些都无损艾略特的伟大。80年过去了，我们再来看《荒原》，它日益显示出经典性的意义，艾略特对人类文明，对人类精神的关怀和他那种跳出自恋、浪漫主义的抒情，那种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追问，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去做而一再回避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作为写作者我自己仍然处在20世纪上半叶那些伟大的先行者所开辟的方向之中。在一些人看来20世纪是过时的了，但20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对我一生的写作已经足够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庆幸自己生活在20世纪。以后的写作无非像本亚明所说的那样“向后阅读自己”。我深深感到20世纪尚未写出来，20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它对我们个人良知所提出来的种种问题我们仍没有回答，所以我宁愿生活在20世纪也就是以20世纪作为自己思考和写作的范围。我并不想跟上这个时代，我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有像昆德拉所说的那种“以对抗时代的进步来获得自身艺术进步”的勇气和能力。我很珍惜这种与时代的错位感而不是合拍感，错位感一直是我写作的动力和源泉之一，它深刻而沉痛。现在据说诗歌在前进，有些年轻诗人喊出“先锋到死”的口号，有些年老的诗人也不甘寂寞声称自己是“职业革命家”，但除了哗众取宠，除了一点可怜的姿态，我看不出它们有任何艺术上的先锋之处。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先锋那么不过是一种廉价的先锋，这也是世纪末的一种心态，一种开创新世纪的情结又出现了。很多人急于站在新时代，站在新世纪的门口。以本亚明为例，曾经有人认为本亚明是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本亚明这样回答：“不，我并不是站在新时代的门口，我是站在最后审判的门口。”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谁有本亚明那样的勇气和能力呢？我从《荒原》谈到本亚明并不是想向大师致敬，而是痛感历史和自身的存在在我们写作中的缺席。写作变得越来越狭隘，对历史、对周围世界、对文明的关怀意识和对社会、对人性的批判精神正日趋淡薄。一种艺术承担的勇气和能力正在许多人身上丧失。现在诗歌界普遍存在这种现象：技巧完善了但灵魂并没有相应地壮大；花招变多了但诗歌中的境界却变得狭小了。这种现象即使是在我所认同的诗人身上我也看到了，比如说北岛。我对他90年代的诗很失望，我并不是说他90年代的诗没有进步，相反可以说北岛90年代的诗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技巧更成熟了，但却丧失了早期作品中那种震动人心的力量。我想这和北岛自己后来在艺术上的选择有关。他一心一意要避开历史、道德、政治这些东西，要成为一个城市的修炼者。 当然这些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政治过多地伤害和干扰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然而问题在于北岛在泼洗脚水的时候把婴儿也泼出去了。我想如果北岛有别人一半的承担的勇气和力量，那么他早就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我是很尊敬他的，但我替他感到惋惜。很多作家和诗人极力避开政治、历史和道德，生怕受到伤害，一窝蜂钻进“沉思”、“纯艺术”这样的避难所和防空洞里去。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我认为诗歌艺术要真正地穿越历史、超越历史，唯一的道路是“彻底地穿越它，从它的另一头出来”。如果不深入到历史社会文明生存中去探索去批判去思索那么艺术本身就不会有力量。再想想古今中外那些伟大光辉的艺术品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是在对艺术的无比承担中形成的。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写作状况，我深深感到我们现在就整体而言除获得了写作技巧之外并没有建立起写作的能力。艺术当然要超越道德，但它在超越一种道德之后依然会体现出某种道德。这就是艺术人格本身的力量尊严和光辉。 这些年我走了国内国外很多地方，个人生活经历比较丰富，这使得我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来看中国国内的文学。我感到国内同胞的写作缺乏足够的自尊和尊严。俄罗斯文学的尊严是怎样形成的？没有自尊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躲避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良知应承担的一切怎能让别人来尊重你？中国文人不仅躲避而且为这种躲避寻找种种籍口。以“纯艺术”为籍口是功利的，它完全丧失了一个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真精神。“纯艺术”“纯思”的说法是矫情的也是幼稚的。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能纯到哪里去呢？举个例子，我现在住在昌平乡下，在一般人看来我是找到了可以“诗意栖居”的地方，那儿青山绿树，但要我象柳永那样去写“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觉得会很滑稽。因为意识形态权力机制已彻底改造了中国农村。村委会每天的广播里喊的是“各位代表到大队来”，大队这个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用语，为什么现在还要用？“大队”是具有某种军事含义的词，为什么村委会喜欢用这个词呢？这就是权力欲在起作用。在我生活的那个所谓“诗意栖居”的地方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生活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能够逃避到哪里去呢？ 讲到这里需要讲一下圣徒和隐士的区别。圣徒这种说法包含了道德的承担性甚至是牺牲的精神，而隐士没有这种含义。托马斯曼一直在德国慕尼黑生活和写作，希特勒当政之后，托马斯曼公开发表声名拒绝承认占据德国统治地位的灭绝人性的纳粹政权。托马斯曼经常受到迫害，他知道自己在德国已没有生存的地盘，他知道自己将不得不离开德国，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与其说我是生就的殉难者，不如说我是命定的体现者。”当托马斯曼说这句话的时候从他身上迸发出了圣徒的光辉。托马斯曼是了不起的，他敢于以他个人的存在来对抗整个民族的狂热。在中国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是隐士，我觉得没有比隐士更功利的了。他们拿起一把铁锹装作归隐田园的样子等待采访者前去拍照。我这次在德国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参观了“达豪集中营”。达豪在慕尼黑附近，是在德国本土最早建立的一个集中营，1933年建立直到1 945年被美军占领。虽然在此之前我对纳粹的暴行也有间接的了解，但当我看了之后我仍被震动得说不出话来。在这个黑色的展览馆里，在这个恐怕连但丁也难以想象的现代地狱里，我看得两眼发黑喉咙发紧，感觉只有一个：想哭。象达豪、奥思维辛这些20世纪最残酷的地方他们至今在折磨着人类的良心。对犹太民族的暴行不是出于军事目的或经济目的而是施虐的目的，纳粹空前绝后的特性恰恰体现在无意义之中，人类的理性在此成为虚无。纳粹几乎是怀着一种崇高的饿道德使命感犯罪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而是在扫除人类的垃圾。纳粹对犹太民族的暴行是意识形态导致的暴政。在俄国、中国都发生过类似的意识形态导致的暴政，因而纳粹既体现了一种特性，也体现了一种广泛性。 几年前北大的余杰写过一篇文章叫《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后来诗人余坚回了一篇叫《余秋雨为什么要忏悔》，我想说的是余秋雨为什么就不能忏悔？不仅余秋雨需要忏悔所有的人都需要忏悔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人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出生的人也应该去反省。文革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可以隔代遗传的，文革中的许多东西像毒素一样渗透到民族的血液之中，它成为一种政治无意识在人们身上发生作用。像文革中的那种革命文化，那种极端主义，那种改造他人的欲望，那种批判欲打倒欲，那种对知识分子盲目的仇视，那种语言的暴力，那种打倒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开创情结并没有在我们的文化中消失。在商业市场环境下它们甚至以新的形式出现。看看今日文坛的某些“豪杰”，他们的做法与当年的造反派有何区别？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随心所欲的说脏话、描写性器官。 有个批评新秀写文章时喜欢引用维塞尔的诗（维塞尔是美籍犹太人，反对纳粹主义），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新秀的文风充满了纳粹色彩，似乎天生具备批判别人的权力。批评是要有结论、有过程的，他却只有结论，更荒谬的是他缺乏最基本的阅读专业诗歌的经验，可是他却要对整个中国诗歌下结论，这纯粹是一种语言的暴力。有人称这种现象为历史阴影的再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我想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警觉。我们不能不严肃的地反省中国的诗歌和文化问题，不得不正视20世纪的极端主义革命文化，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参观达豪集中营之后我想起了一句话：“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想这句话准确的含义是我们如果不能面对残酷的历史，不去反省历史而去做那些矫情的、浪漫的抒情，那一定是可耻的。借用一位德国女思想家的话说：“他们不去探寻纳粹时代灭绝人性的暴行，而是回到亚当、夏娃被逐出天堂的形而上的原因。”所以参观了达豪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必须把这一切纳入自己思考和写作的范围。从今之后我们的思考和写作如果不以奥斯维辛和中国的文革为前提就没有多少意义，起码对我自己来说。今天我在这里很难说是作为一个诗人在讲话，因为讲的东西很多是思想性的东西而不是诗性的东西。如果今天有人说这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是很高的评价。北岛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那么今天我想说：“在一个人人都以天才诗人自居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舒婷80年代写过一句诗：“人们请理解我吧。”这里我想说：“人们忘记我吧。” 老歌德说过如果有人判断艺术作品出现了问题往往不是他的审美感出了问题而是道德感出了问题。目前的诗歌界过于圈子化、党派化，我认为有出息的诗人应该跳出圈子，面向圈子之外的人。我觉得很多读者并不简单，你从一个诗人那里得到的往往是你知道的，但是在那些非诗界的读者那里你会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诗歌要恢复对时代讲话的能力，就必须跳出圈子，否则艺术心胸艺术视野会越来越狭小。北大的诗歌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去面对更广大的世界。我希望我自己能跳出圈子，希望写诗的朋友这样，希望骂我的人也这样。当前的诗坛很热闹，我也莫名其妙的成了一些人咒骂的对象，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不会因为眼下这些破事，而妨碍自己对整个历史、文化和存在领域的探索。诗人老江河说过抱怨不是诗人的气质。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它把诗人的心胸显现出来了。只要写诗就注定要承担不公正的待遇，这种不公正不是来自几篇评论而是来自整个社会和文化。在佛罗伦萨我写过一篇杂记，里面写到：“中国诗人要准备在没有大教堂没有宗教神话背景下写出像《神曲》那样伟大的作品。”中国诗人也要准备在没有任何公正背景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挽回一些作为诗人的尊严。我想我是作好了这样的准备的，我从不祈求从社会获得任何公正。现在中国诗人要做的准备更多了，要准备在骂声的伴奏下写出更好的作品。 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这样的诗人时说“诗人永远从事精神的创作，永远在时代的暗夜中歌唱。”诗人是从事创造的，而且在今天诗人应该从事一种更具难度的创造。今天的诗歌从形式到语言都“粗痞化”，保持并加大写作的难度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保持难度不是保持优雅而是保持诗歌本身的尊严，保持诗歌那种与大地同在的精神力量。中国诗歌从卞之琳和穆旦开始第一次出现了写作的难度，到了80年代在诗人多多那里这种难度得到了保持并被加大。没有诗歌的难度中国诗歌的高度深度、包容性、艺术水准和语言的质地都是难以想象的；离开这个难度诗歌对语言和文化的提升、对民族心智的强化也是难以想象的。90年代的某些诗以“粗痞”为荣，“无知者无畏”，这些诗也许能够获得某些人的喝彩，但它能为中国的诗歌建设带来什么？它有什么价值？诗歌本身的尺度永远是严格的。中国的诗歌经历了几代人的建设到现在是到了加大难度的时候了，我本人在遭到咒骂的同时也听到了这种召唤。 虽然诗歌在这个时代一再遭到践踏，但它依然是一种提升性的力量。我由衷地感谢诗歌，它唤起了人们的精神性和想象力，它使我们进入到一种更具原始性、包容性、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精神劳作中。 现实的中国我们已经看到，但另一个中国还有待创造。只有通过我们艰苦的精神劳作才能使另一个中国创造出来，只有这样一个可耻的时代才能得到救赎。 July 16 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ZZ)发信人: meiyan (feng), 信区: Reader 标 题: 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hu Jul 13 11:46:49 2006), 站内 省得大家找，搜了一下，贴上来。 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 何兆武回忆联大七年 何兆武 口述 文静 文 ---------------------------------------------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就是西南联大做学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段好时光。 一、自由散漫的作风 我在北京上师大附中的时候，每一年开学教务主任都有一篇成绩报告，说我们今年暑假毕业了多少人，有多少人考上了北京大学，多少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多少人考上了南洋交大——就是上海交大。虽然我们是师大附中的，但他连多少人考上师大都不报，大概当时人们心目中就认为这三个学校是最好的，所以我脑子里边也总以为，将来我要上大学就应该上这三个学校。 1939年秋天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一来就感觉到昆明的天气美极了，真是碧空如洗，连北京都很少看见那么好的蓝天。在贵州，整天下雨没个完，几乎看不到晴天，云南虽然也下雨，可是雨过天晴，太阳出来非常漂亮，带着心情也美好极了。而且云南不像贵州穷山恶水、除了山就是山，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北京、天津不属于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地区，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起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比如自己喜欢看的书才看，喜欢听的课才听，不喜欢的就不看、不听。这种作风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院士邹承鲁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对生物化学非常有贡献，上世纪六十年代轰动一时的胰岛素就是他们搞成功的。我看过一篇记者的访谈，记者问：“为什么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才？”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我深有同感。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我们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大家关系依然很好。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我和母校西南联大的关系非常密切，我的两个姐姐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妹妹是这个学校的，我的姐夫、妹夫是这个学校的，我老伴也是这个学校的，所以这个学校跟我的关系算是非常密切。两个姐姐一个念化学，一个念经济，妹妹念中文，后来在人民大学自杀了，现在只有一个姐姐在美国（按：何先生的大姐于2005年3月在美国去世）。我自己从1939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这正是一个人成熟的时期。 我在西南联大读过四个系——不过都没念好，高中统考填志愿的时候我问一个同学：“你考什么专业？”他说： “像我们这样不成材的只好读文科，像你们念得好的都应该读理工科。”因为那时候都觉得，没出息的才去念文科，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我一年级念的是工科，入土木系。说来也挺有意思，中学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学什么专业，只是看了丰子恺的《西洋建筑讲话》，从希腊罗马的神殿，一直讲到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我觉着挺有意思，于是就想学建筑。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学的都是机械系的公共必修课，比如初等微积分、普通物理，这两门是最重要的，还有投影几何、制图课。第一学期我还认真地学，可是到了第二学期，兴趣全不在这些，于是决定改行，开始有意识地补充了一些文科知识。 那时候转系很方便，只要学分念够了可以随便转，我想搞文科，但不知为什么就选择了历史系，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两个潜在的原因吧。第一我小时候在北京，看了好些个皇宫、园囿，从香山一直到北大、清华这一带，都是皇家园林，这就容易使人“发思古之幽情”。第二，那时候正值国难，小学是“九·一八”，中学是中日战争，刚一入大学就是二战，对人类命运也很关心，以为学历史能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不过我对繁琐的历史考据一直没有多大兴趣。有些实践的历史学家或者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从一个小的地方入手考证一个小的东西，比如红学家考证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把所有可能的材料都找出来，真是费尽心力，到现在还没有个结论。不过我觉得，即使有一天费很大的精力把曹雪芹是哪一年死的考证了出来，也并不等于理解了历史。而且，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我想任何学问都是这样，最后总得有人做出理论的总结，否则只能停留在纯技术性的层面。当然纯技术性的工作也有价值，不过那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是通过学习历史得出一个全面的、高度性的认识。项羽说：“书能知姓名。”战争时期我们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我以为可以从历史里找出答案，比如历史上有些国家本来很强盛，可是后来突然衰落了，像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隋唐，我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所以就念了历史系。 有些事情说起来很有意思。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冯友兰一直在北大呆了几十年，从组织关系上说，他是北大的人，死后应该把书捐给北大，可是他却捐给了清华。刘崇先生在台湾去世，他的书也是捐给清华，而没有捐给台湾大学，这也似乎不合常规。我猜想，大概他们觉得自己一生最美好、最满意的那一段时光，还是在清华，所以愿意把书捐给清华。我现在也八十多岁了，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二、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西南联大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起来的一所大学——而不是三所。南开的人少、钱少、物质力量也小，占不到十分之一，其余的是另两个学校分摊，其中清华占了有多一半。三个学校基本上合成一个，而且合作得很好，抗战后酝酿联合政府的时候，有人就曾提出来，说：“西南联大联合的那么好，联合政府为什么就不能呢？不如请三个学校的校长来做联合政府的委员。”不过也有联不好的，像西北联大联了一年就垮台了，因为它原来几个学校就是不一样的，后来硬把它们捏在一起，矛盾闹得非常厉害，以致无法维持。西南联大却是一直都联合得很好，我想有它人事方面的优越条件。比如清华校长梅贻琦，他是南开出身的，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他是北大出身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清华出身的，由此可见这三个学校彼此之间血缘关系非常密切，这是一个先天的优越条件，不然可能也合不到一起。 三个学校合并以后，组织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三个常务委员就是三位校长，主席是梅贻琦。张伯苓在重庆，实际上是做官了，不常来，我在昆明七年只见过他一面。他那次来向学生做了一次讲话，不过张伯苓好像并不是很学术性，言谈话语之间还带有天津老粗的味道，满口的天津腔。他说：“蒋梦麟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表，我就给他戴着，我跟他说：‘你是我的代表（戴表）。’”又说：“我听说你们学生烦闷，你有什么可烦闷的？烦闷是你糊涂。”蒋梦麟以前是教育部长，主要搞一些外部事务，对学校里边的事情不怎么管，实际上联大校长一直都是梅贻琦，他还兼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教务长，所以我们写呈文的时候都写“梅兼教务长”。他的工作成绩还是挺不错的，能把三个学校都联合起来，而且一直联合得很好，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非常不容易，他确实挺有办法。而且梅贻琦风度很好，顶有绅士派头，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雨伞，甚至于跑紧急警报的时候，他还是很从容的样子，同时不忘疏导学生。在那种紧急的关头还能保持这种风度确实很不容易，大概正是因为他的修养，所以能够让一个学校在战争时期平稳度过。 西南联大有五个学院，文、理、法、工，工学院主要就是清华的，其余三个学院是三个学校都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师范学院，是云南教育厅提出合办的，比较特殊。云南教育差一些，希望联大给云南培养些教师，我想联大也不好拒绝，就合办了一个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先调云南中学的教师来上，后来就直接招生了。可在我们看来，师范学院有点像“副牌”，比如我们有历史系，可师范学院只有“史地系”，大概考虑到将来到中学教书，除了教历史还得教地理，所以两门一起学。再如他们有个“理化系”，可是我们理学院的物理系、化学系是分开的，课程的内容和他们也不一样。 西南联大五个学院在地址上分三块，其中，工学院在拓东路，在昆明城的东南角，文、法、理学院和校本部在一起，在昆明城的西北角。校本部就是挂“西南联大”牌子的地方，像校长办公室以及学校的主要部门都在那里。我们住在校本部，是新盖的校舍，叫“新校舍”，其实只是泥墙茅草棚的房子。 那时候的学生比起今天实在太少了，工学院的学生是最多的，总共不过四五百人。工学院五个系，土木、电机、机械、化工、航空，有一个航空系的同学跟我很熟，带我去参观，看那些风洞器、流体实验之类，像是很先进的。我第一年上的是工学院，记得普通物理课的第一个实验是落体实验，仪器都是国外的，物体在自由状态下下落的时候越来越快，通过振动仪在玻璃板上划出一条曲线，然后根据测量曲线两点间的距离得到各种数据。实验时需要用一块玻璃板，上面刷的白粉是用酒精调的，那是学国外的规矩，因为酒精挥发得快，一下就干了，可以立即进行实验，要用水的话还得等老半天。可是酒精比水贵得多，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奢侈，可见那时候做实验一点都不含糊，比我们中学的时候强多了。而且工学院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就是没人家熟练，笨手笨脚的。 文、法、理三个学院有多少学生我没有统计过，加起来不过七八百人。文学院有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只有外文系的人最多，大概一级总有二十多人吧，像中文系、历史系每年招十几个人，哲学系人最少，每年只有两三个人。可是我那一年历史系人特别多，总得有二十个。法学院包括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商学系和社会系，因为我上过政治系两年课，知道他们一年也就六七个人，法律系基本上也是这个数字，只有经济系的人比较多，一年总有四五十人。我想这大概和将来就业有关系，学经济的毕业以后出路好一点，可是其他的，比如学政治的，出来你干什么？做官也没你的份。理学院里数学系人最少，我们四十三级那一届只有三个人，物理系一年有八九个，多的时候有十几个，四十二级那一班的好像只有八个人，可是他们那一班不得了，出了五六个尖子，包括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号称 “三大才子”，现在都是大名人了。 新校舍只有一个院子，地方就那么一点儿，房子不多，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包括那些理学院的老师，虽然并不一定交往，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吴有训、叶企孙，那是周培源、吴大猷，像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都是大名人，几乎天天见面的。而且我们还常听同学讲那些老师的小段子，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做学生的有时候对老师也不大恭敬。记得刚入大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讲：“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才二十八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怕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做正教授的？一个钱钟书，一个华罗庚，还有一个徐宝騄，都是刚回国。徐宝騄搞统计学，据说非常了不起，属于世界级的权威，后来就在北大经济系，但我不懂统计学，不知其详。我还记得有人问：“华罗庚是谁？”有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候瘸得很厉害，抗战后他到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教书，在美国治了一次才好一些，可是以前他瘸得非常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划圆圈。 上面说的是理学院的老师，文学院的更是天天见面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常培、罗庸都是中文系的，我们都认得，当然他们对于学生就不一定都认得了。历史系至少陈寅恪、钱穆在那里，都是大师了，傅斯年也在，但不教书，他是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只是挂个名。还有雷海宗先生，后来在南开，像刘崇鋐先生、姚从吾先生，后来都去台湾了。后来台湾大学的那批人大致就是北大的底子，傅斯年是校长，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人，还有钱思亮、毛子水等等都在那里，所以台湾大学实际上就是北京大学，虽则不用北京大学的名字。 三、自由，学术之生命 我做学生的时候，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比如中国通史，每个教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一套讲，当然国民党也有它意识形态上的标准讲法，既不是唯物史观，也不是唯心史观，叫作“唯生史观”，“生”就是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倡这个。我不知道这套官方的理论是不是有市场，不过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么讲，只记得有个同学会考得了第一，学校奖励他一本陈立夫的《唯生史观》，我想他也不看，我们都不看，所以并没受它的影响。再如国文，老师高兴教哪篇文就教哪篇，今天选几首李白、杜甫的诗，明天选《史记》里的一篇，比如《刺客列传》，或者选一篇庄子的《逍遥游》来讲，没有标准教本。大学入学考试的题目也没有标准一说，倒是解放以后，全国有统一的规定、统一的模式，有标准教科书，考试还必须按“标准答案”。不过我想还是应该没有“标准”，包括自然科学，我认为也不需要有个标准，如果大家都按一个思路想，科学怎么进步？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也不应该成为标准，否则永远不可能超越。 解放后我们学苏联，搞“五节教学制”，上课五十分钟，先五分钟复习，再几分钟如何如何，规定得非常仔细。相形之下，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分两个班，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国史大纲》是钱穆当年的讲稿，学期末的时候他说：“我这本书就要出了，宋代以后的你们自己去看。”再比如二年级必修的中国近代史，老师只从鸦片战争讲到戊戌变法，清朝的灭亡、民国成立都没讲。实际上，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我爱人上过北大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我记得冯友兰在回忆录里说，他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有位老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结果一年只讲了个《周易》，连诸子百家都没涉及。可见当年的老师讲课多么随便。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 学术自由非常重要，或者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比如学习历史，孔子是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怎么周游列国等等，每本教科书上都有，根本用不着老师讲，而老师的作用正在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启发学生，与学生交流。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才十九岁，教政治学概论的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年轻教师周世逑，他的第一节课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他问：“什么叫政治学？”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学问，这是当然的，那么，什么叫政治？孙中山有个经典定义：“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所以“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是官方的经典定义。可是我们老师一上来就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他怎么敢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当然，联大里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比如皮名举先生的西洋近代史。皮名举是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的孙子，讲课非常系统、非常有条理，比如今天讲维也纳会议，那么整堂课就是维也纳会议，虽然有时也谈些闲话，但并不扯远。皮先生有个特点，每堂课只讲一个题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课时把这个题目讲完，据说以前只有蒋廷黻能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教课的时候也想学着做，可是非常失败，因为总免不了要多说两句或者少说两句，不能那么恰好在五十分钟内讲完。另外，上皮先生的课必须交作业，像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一样，可是他留的那些作业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好：画地图。近代史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以后的维也纳会议，一直讲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一百年，一个学期要求画六张欧洲政治地图，那么一个学年就得画十二张，当然我们也是照着现成书上抄的，不过我觉得这确实太有用了。以前我们对政治地图重新划分没有地理上的具体印象，但画过一遍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包括中国史也应该是这样，可是除了皮先生，没有别的老师再要求过。 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再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我承认传统文化里确实有好东西，但并不像他讲的那么非常之好。人无完人，总有优点、缺点，文化也没有完美的，也有它很黑暗、很落后、很腐败的部分，比如血统论。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时候要写三代履历，曾祖父、祖父、父亲必须三代清白，“王八戏子吹鼓手”，妓院的、唱戏的、搞演奏的都是贱民，凡这类出身的人都不准进入考场。这是传统文化里腐朽的部分，可是钱先生好像并没有正视它，讲的全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美好的部分，以为这才是中国命脉的寄托所在，这是他的局限性。另外，钱先生旧学出身，对世界史，特别是对近代世界的知识了解不够，可是在我看来，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参与了世界，这时候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所以闭关的政策行不通了，一定要开放，包括我们的思想认识，要有世界的眼光。钱先生对于这些似乎关注得不太够 ——这是对前辈的妄论了，不过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再说几件小事。逻辑学那时候是必修，我上的是金岳霖先生的课。金先生讲得挺投入，不过我对逻辑一窍不通，虽然上了一年，也不知道学的是什么东西。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变成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时期，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物理系的郑林生和我中学就是同学，后来住一个宿舍，联大的时候我在求实中学教英文，他也在那里，后来他出国了，1956年回国在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现在住在中关村，我们有时候见上一面，那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了。联大的时候郑林生曾经指出我对近代科学的不了解，是我的一大缺欠。有时候他跟我谈一些物理学对宇宙的看法，特别是认识论，记得有一次说起法拉第。法拉第学徒出身，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不懂高等数学，这对于学物理的人来讲是致命伤，可是他发现了磁力线，用另外的方式表述电磁现象，后来成为电学之父。这类谈话使我深受启发。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表述，不必非得用原来的模式，比如过去讲历史都讲正统，讲仁义道德，但这只是理解历史的一个层面，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所以有时我想，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如果你不理解人心，而只是知道一个人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饭，并不等于了解他。而专业的历史学家往往止步于专业的历史事件，没有能够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知道得再多，也不意味着他就懂得了历史。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四、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自由，喜欢的课可以随便去听，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两门课我没有选，不参加考试，也不算学分，可我都从头到尾听下来，非常受启发，乃至于现在我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张先生喜欢用英文，经常是杂着英文讲，他有一个发音我现在都记得，hu应该发[hju:]的音，他是陕西人，老说成 [xju:]，比如human让他念就成了“休曼”，不过我们都习惯了。第一年上西洋政治思想史，从古希腊讲到十八世纪的卢梭，第二年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想本来应该介绍整个十九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可是张先生并不全讲，只谈他特别注重的几家。上学期只讲了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下学期讲T.H.Green、 F.H.Bradley和Bosanquet，三个人都属新黑格尔派。其实这三个人不足以包括现代的西方政治思想，他们仅仅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唯心论的一派，可张先生就这么讲。好在当时有这个自由，教师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发挥。 和其他一些老师的课一样，张先生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张先生又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最记得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我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其实上课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另外还有吴之椿先生，那时候总有五十多岁了，比一般的老师都老，也是讲西洋政治思想史，其实主要就是讲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思潮。吴先生的课讲得非常深刻，谈到斯宾塞以降的英国政治思潮，真是如数家珍。不过他和张奚若先生一样，都没写过大文章，要按现在的标准得被刷下去，可是那时候人们都知道他们是大学者，学问非常好。吴之椿先生偶尔写文章，也不是纯学术性的，我倒是对他的文章很欣赏，有一段我现在都记得，他说：人类的关系有一种是权威的关系，一种是圣洁的关系。比如政治上是权威的关系，你是我的下属，你就得服从，可是夫妻间就是纯粹的圣洁的关系，夫妻双方是平等的，并不是说一方命令你什么你就得听他的。吴先生说：“可惜中国人的事情权威的成分多，而圣洁的观念少。”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一百三十二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一百四十四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比如一年级的英文是必修的，六个学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就是选修了。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比如先秦史、秦汉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随你选。因为我那时候对中国古代史没兴趣，选的两个断代都是近代的，一个是姚从吾先生的宋史，一个是郑天挺先生的明史。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姚先生还教一门史学方法，也是历史系的必修课，我就听过两堂，总觉得还不如自己借本书，一个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台湾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秘书长，教我们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郑先生讲得非常之系统，一二三四、ABCD，从头讲起，什么政府组织、经济来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学系统的课程提高了一个档次，只不过讲得更细致。这种讲法在联大里很少见，当然这样也有优点，对于我们尚未入门的人可以有个系统的认识。可是非常奇怪，因为明史是历史系的专业课，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并没有必要学明史。理学院的不必说了，即使文法学院其他专业的，比如经济系的，你学明史干什么？除非你是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课，不然的话，比如你是学国际贸易的，学明史有什么用？要按专业课的选择标准，这门课顶多十来个人上，可是郑先生的课非常奇怪，经常有上百人来听，还得准备一间大教室。怎么会多出这么多人呢？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不过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味，我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让人觉得恐惧，就这样整整讲了一节课。 郑先生是专门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调整的时候调他去南开，他很不想走，因为研究明清史在北京的条件是最好的，无论是材料、实物，甚至于人，比如说贵族的后代，这些条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时候都得服从领导，领导调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来我听到一种说法，不知是真是假，说北大院系调整的时候，把胡派（胡适派）都给调出去。郑天挺先生抗战以前是北大的秘书长，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总务长，是多年的老北大了，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跟他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出去了，后来做了南开副校长。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我记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学都调去做美军翻译官了，所以班上七八个都是女同学，男生一共两个，还都是去旁听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杨振宁。陈先生是美国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还好，但他的课只从十七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开始讲起，按现在的教学方案来说挺没章法的，不过这在当时没人过问。而且陈先生对战局非常关注，后来还主持办翻译官的训练班，所以他上课不是先讲狄更斯、巴尔扎克的小说，而是一上来就把新加坡失守之类的战局情况分析一遍，内容也挺丰富。 再如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那个课人数很少，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听，我旁听过几堂，并没有上全。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金瓶梅》过去被当作淫书，不是正经的小说，一直到民国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赏这本书，认为对人情世态描写得非常之深刻，《红楼梦》很多地方都继承了《金瓶梅》的传统。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他没有任何学历，当过兵，后来到大学里教书，还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可惜我们现在看过去的人总是带着谅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没有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没有能把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示出来。 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有件事情我想是真的。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蒋介石是很注重仪表的一个人，可是刘文典挺干瘪的一个老头，还戴着副眼镜，蒋介石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把蒋介石给惹恼了。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后来因为出了点事，据说是接受了什么人赠的烟土，学校把他给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刘文典却留在云南不出来，第一，云土好，刘文典吸鸦片烟，这在联大绝无仅有；第二，云腿好，他喜欢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他不走，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二云居士”。解放后他做了政协委员，1957年也戴了右派帽子。云南大学老学长李埏教授多年前给我讲了一个刘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时有人揭发刘文典，说他有一首黑诗，就拿出来念。诗的前面有一段序，说他有一个姬人非常可爱，明媚窈窕，温存体贴，可惜短命死矣，他晚上十分感伤睡不着觉，于是写诗怀念她。那诗写得确实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怎么成黑诗了呢？揭发者说，刘文典根本就没这么个姬人，实际上这首诗怀念的是他那杆烟枪，解放后不准抽大烟，他就只好怀念他那杆烟枪。 闻一多的诗经、楚辞，还有朱自清的课我也去听，不过朱自清先生讲课较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属于晚一辈的教师，作为诗人、作家当时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学校里还不是正教授。卞先生是江苏海门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来就说：“卞先生的课，英文我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我趴着窗户听过他的课，他那中文实在是难懂，不过一个人说话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学识没有关系，这是两回事。我们一年级学英文都去听潘家洵的课，潘先生五四的时候就翻译了易卜生全集，教我们的时候总有五十来岁了。因为潘先生的专业课是语音学，所以他的发音非常标准，而且说得又慢又清楚，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进去，所以我们都喜欢跑去听他的课。 钱钟书名气大，我也跑去听。他的课基本都用英文讲，偶尔加一句中文，不过他有时有点玄虚，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所以非得很聪明的人才能够跟上他，笨的就对不上话了。当年清华四大导师里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没有资格选这种专业课。陈先生的课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七八个人，但是陈先生名气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因为他对那些材料都历历如数家珍，张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书中的哪一段，原话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标准来说，他的那种教课方式是不够格的，没有任何教学大纲，完全是信口讲，但在解放前允许这种讲法。陈先生说话有口音，讲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胜的那种教师，而且他讲的那些东西太专门了，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陈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来是去英国任牛津大学的讲座，因为德国刚占领了法国，马上就要打过海，英国岌岌可危，只好滞留在香港。 五、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联大有个大图书馆，每个系也有自己的图书馆，这在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管书库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异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出一本来，翻翻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得，这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碰见过一个美籍华人居密，她是国民党的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女儿。她说她去南京找材料，借书麻烦极了，借档案就更麻烦，结果待了七个月，所看到的内容抵不上在美国图书馆看一个月。我深有同感。我们手续太麻烦了，如果书库能随便进，就跟逛书店一样，左翻一本右翻一本，那一天能看多少？虽然不是所有书都仔细看，可是信息量就非常大了，需要哪本可以再看哪本。如果不能进书库，借什么书得填条请他给你拿，一天又能看多少？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指导观念有关。图书馆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尽最大的可能把书让大家看到。可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成？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按理说我是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证件都没有，可并没有人查问，书库照样可以进。图书馆从清晨开到夜半，只要你有精力，可以从早干到晚，而且它的条件非常好，里面有沙发，旁边就是小吃店，累了饿了可以歇一阵再继续，那你一天能收获多少？而且里面那些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港台的书、大陆出版的书，报刊、杂志，几乎都有。可是我们这里呢？国外的书看不到，港台的书也看不到。我在历史所的时候，借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期刊，得写个申请让党委特批，谁愿意去找那麻烦？这等于我们在思想上自我封闭了。别人的都不看，关起门来就看自己的那一点，好比一个足球队整天关起门来自己练，人家怎么打法你都不知道，这种球队出去能打得赢吗？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先天就比资本主义优越，他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他呢？ 我们那时候有好几条路径可以提高英文，一个是跑到外文系图书馆借英文小说。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看了多少本？”我说看了二十本吧，他说：“二十本不够，得三十本。”后来我们发现，读英文小说不要看英美人写的，而要看其他国家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比如法国人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的，或者俄国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那些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就容易得多。还有一条路，就是看英文杂志。联大有个杂志阅览室，国内国外的期刊杂志总有两三百种的样子，没事了就可以到里面翻一翻，跟逛书店一样，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其中我有兴趣，而且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的，比如Apollo，关于美术史的，里面插图非常精彩——其实学校里没有美术史的专业课，可那种杂志阅览室里也有。还有一本杂志，名字是Etude，是法文的音乐史杂志，介绍很多古典音乐。有一篇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讲 Schubert（舒伯特）的歌Erlknig（《魔王》），那是一个德国民间的传说。一个小孩病得很重，父亲抱着他骑马去看医生，晚上风吹得很紧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魔王出现勾引那个小孩，后来那个小孩就死了。这个歌我在北京就知道，是歌德的诗，可是一直没找着，看见那本杂志上有，赶紧抄了下来。这些条件后来就再没享受过了。我在历史所那么多年，牌子也是“中国科学院”，按理说条件应当很丰富，结果反倒不如联大的时候。 那时候英国领事馆离学校不远，领事馆里的阅览室可以随便进，一般只有三四个读者，而且阅览室的人挺殷勤，还给你倒一杯茶。1939年秋天，就在我离开贵阳的前两天，希特勒进攻波兰，二战开始了。英国领事馆里有各种英文的报纸杂志，当时我们对战局也很关心，常过去翻看。有一份London Illustrated News（《伦敦画报》）报道战局，有很多照片。1940年6月，法国投降，希特勒占领了巴黎，戴高乐跑到英国继续打仗，叫作“自由法国”（后来叫作“战斗法国”）。其实戴高乐在法国地位并不很高，原是陆军部一个局长级的人物，不过他提出一个新的战术观念很有名，认为未来作战主要是机械化的机动战，而不是像一次大战那样打壕堑战，挖个深沟，拥有机关枪把守敌人就过不来。二战时大规模使用坦克，可以到处跑，所以打的是运动战。德国打败法国以后有个“海狮计划”，准备过海打英国，先是大规模地轰炸，每天都是几千架飞机，连续轰炸了三个月，伦敦的居民都住在地铁里，那些情形《伦敦画报》上都有，有照片也有图画。当时英国只有八百架战斗机，数量上远远少于德国，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喷火式spitfire，一种飓风式hurricane，性能非常优越。而且英国还有一种秘密武器是雷达，在“大不列颠之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所以德国终于没有能过海。这些都是我从领事馆的阅览室里看到的，一方面增加了实事知识，另一方面，不自觉地就吸收了许多现代报刊的应用英文。 六、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极差，尤其教师就更艰苦了。以前那些名教授，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在北京可以买一座四合院，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从前都是用硬币，比如银元，上边有袁世凯或孙中山的头像，再比如铜板，不过都很麻烦，稍微多一点就很重，很累赘，而且非常脏。1935年，国民党政府请英国的专家李兹 ·罗斯来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即法定的货币），由中央政府的银行统一发行纸币，全国通行。这当然比硬币优越，一开始很有用，而且打仗要用钱，钱从哪里来？票子一印就出来，所以国民党当局采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印票子。可是老那么掏窟窿怎么受得了？1935年到1937年，国民党进行改革确实也在着力，因为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币制改革也是备战，但你不能一味地靠这一种办法。从1937年打仗到1938年、1939年，物价显著上涨，结果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崩溃，最后连吃饭都很困难了。 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颇有点类似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五七干校的宿舍。不过打仗的时候生活不安定，有的人休学，有个别有点钱的人在外边自己租个小房子，还有的是根本就在外边工作，比如有人在外县教书，到考试的时候才回来，所以宿舍里往往住不满，但也有二三十人，很挤。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北大历史系的汪已经是助教了，也是这种作风。 不过好在不要钱，上学、吃住都不要钱，学生每个月靠 “贷金”吃饭，而且不用还，这和今天大不一样。假如那个时候要学费的话，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上不了学，不但我们上不了，就是再大的名人也上不了学，包括杨振宁。那时候教授钱太少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数学系主任，他一大家人，饭都不够吃的还上什么学？当年的艰难时世，恐怕是今天难以想像的。 前边提到过，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有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流行，总是乐观的、天真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而且胜利以后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 联大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背井离乡，寒暑假也回不了家，一年四季都在校园里，而且因为穷困，吃喝玩乐的事情少有可能，只好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休息时就在草地里晒晒太阳，或者聊聊天。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了，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高谈阔论。其实我们也没有来往，不过他们是全校有名的学生，谁都知道的。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地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界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在昆明的时候时常看看电影，而且也不贵，一个月总可以看上两三次，昆明七年我大概看了总得有两百多场。当时有一家南屏电影院是新建的，设备很新，影片也都是最新的。记得每次演电影前先放一段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大家起立，屏幕上依次放映国父孙中山、国家主席林森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像，接下来才是看电影。电影分为几种，一种是时事性的纪录片，比如隆美尔和蒙哥马利在北非的沙漠之战，再比如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片子也是马上就公映了。那次使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罗斯福的衰老不堪。那年罗斯福才六十二岁，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正当年的时期，可他简直衰老的不得了，简直就是九十二岁，和不久之前判若两人。果然，看了那片子以后没几天他就脑溢血，一下就死了。另一种是故事片，很多都是描写二战的，像《卡萨布兰卡》（当时叫《北非谍影》）、《魂断蓝桥》，再比如《东京上空三十秒》，那是顶新的片子，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年春天美国就炸了东京，电影里演的就是那次轰炸。还有一部电影讲二战海战的，看了以后我才知道，那些潜水艇里的人要时常照日光灯，补充一些紫外线。另一种就是文艺片，比如《简爱》、《乱世佳人》，还有音乐片，像讲斯特劳斯的《翠堤春晓》，音乐非常好，我看了三遍，可有的同学看了五六遍，里边的好几个歌我们都会唱。《葡萄春满》（New Wine），讲的是舒伯特的一生。还有《一曲难忘》（A Song To Remember），写肖邦的。演肖邦老师的是Paul Muni，演乔治·桑的是Merle Oberon，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演员，那个片子我也看了好几遍，就是喜欢听他的音乐。后来Merle Oberon和Laurence Olivier合演了《呼啸山庄》，Laurence Olivier和Joan Fontaine合演了《蝴蝶梦》（Rebecca），都是当时有名的片子。 那时候的好片子非常多，里根的电影我看了几部。当时他是个二流演员，用京剧的行话来讲，是“挂二牌”的，当然还有“挂三牌”的，那就更不重要了。当时有个英国的著名演员叫Eroll Flynn，演了许多战争武打片，其中有一部叫《绝望的旅程》，里根就在里边给Eroll Flynn配戏。 据说当时担任电影片中译名工作的是吴宓老师，不知确否，不过从某些片名来看，如《卿何薄命》、《魂归离天》（两辞皆出自《红楼梦》）之类，很像是吴先生的风格。附带说一点，当时的电影没有配音，有些同学就是去学英语的。我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也从电影里认识了一些具体的古代生活情况，如Laurence Olivier（奥利维尔）、Vivien Leigh（费雯丽）主演的Trafalgar（特拉法加）海战，Norma Shearer演的Marie Antoinette（中译名为《绝代艳后》，即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这些文娱生活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七、兼职做教师 从1939 年到1944年，对我是最困难的几年。抗战前在北京做中学生的时候，学校里一天吃三顿饭，一个月才花五块多钱，质量不错，而且可以敞开吃，1938年我在长沙上学的时候也是五块多钱，至少都是细粮。可是到1939年就不行了，物价飞涨，学校里吃饭虽然不要钱，可是非常之差，有点像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期间吃不饱的光景。人的胃口毕竟有限，粮食定量就意味着限制你的口粮，西南联大的时候虽然没有定量，可大家都过去抢，不一会儿工夫就没有了。一直到 1942年，我在外面可以找个零星工作兼差了，才算好一些。 1943年读了研究生以后，我就在中学里做兼职教师，每月工资已是数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七八百元钱，每顿饭都自己花钱在中学里买，总算能吃饱一点了，只要不养家活口，生活还算过得去。昆明中学有好几十个，比较缺教师，几乎全让联大学生包办了，有的学生迫于生计，平时在外县兼课，到了考试才回来。年轻人精力充沛，而且可以“杀价钱”，工资压得比较低，加之联大学生的水平比当地高一些，所以学校里也愿意用。 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做中学教师，只有工学院的例外，他们可以下工厂，修公路、修铁路，或者修汽车，除此以外，我想大多数同学都在兼课，包括鼎鼎大名的杨振宁。杨振宁在联大附中教书，他的爱人杜致礼就是他班上的学生，后来他出国了，王浩就接手在那里教。当时不但是学生教，连联大的老师也在中学里兼职。我在好几个中学教过书，求实中学、五华中学、龙渊中学、昆华女中，教国文，教英文，也教过历史、地理，研究生的三年里基本没间断过。在五华中学教中文的时候，朱自清先生也在那里教一班，我教另一班，他的威望、名气比我大得多了，本来就是名教授和文学家，当然应当比我高明得多，所以我并不觉得泄气。闻一多先生也在昆明的中学里教书，学校当局知道闻先生是有名的诗人，所以给他的工资特别高，还特别给他一间房子，虽然现在看来也不觉得怎样，不过在当时就非常了不起了。 八、恋爱？ 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老一辈人和我们当时的年轻一代有很大不同。五四的那一辈人一方面是维新的，比如钱玄同，他的名字就是“疑古玄同”之意，对古代根本是怀疑的，可另一方面，他们的旧学根底都非常深，其中也包括了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婚姻大多是家庭包办，后来又讲婚姻自由、个性解放，对家庭包办的婚姻不满意，就另外找人结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适。胡适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虽然后来也另外有人，除了韦莲司可能还有别人，但他不愿意伤他母亲的心，始终保持着和江冬秀的婚姻。这是中国旧的伦理传统。郭沫若、鲁迅都是这样，虽然在外面又有了新的婚姻，原来包办的夫人还在，算是家庭成员。 到了我们那一代，学校里没有规定学生不可以结婚，不过事实上不可能结婚。书还没念完，自己生活不能自立，怎么维持家庭？“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之至神至圣。”（郭沫若译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但我们那时候真正谈恋爱的人毕竟是少数，结婚的更是少有，总以为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般都是参加了工作，到二十五六岁，甚至三十多岁才结婚，而且很少有人在毕业以前就谈恋爱，女同学结婚的就更少了，或者结婚了就中断学业，做家庭主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本小说很流行，叫《青春之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我觉得那本书写得很不符合当时的情况。小说写“一二·九”运动，写北大的女生，那时候北大女生才四五十人，就在马神庙的北大五斋，我两个姐姐都住在那里，我去过好多次，所以那四五十个女生我至少认识一半以上，可是没听说谁是结过婚的。男同学里也很少有人结婚，除非是从偏远地区或农村里来的，城市里长大的大都没结婚。可是书里写林道静不但结婚了，还和人同居，而且还换了人，那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哪有女同学随便跟人同居的？后来我在联大见到有学生同居，大都是东北的。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了，国破家亡，那些同学流亡在关内，自己没有安身的地方，所以两个人就找一个公寓住下来。可这是很少有的，一般的都不这样。一个人写小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经验写在里边，所以那些情节就显得太虚假，完全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九、“天人交感”下人生观的转变 我做研究生第一年读的是哲学，可是不久得了肺病，一犯起来就吐血，身体非常虚弱。那时候肺病非常普遍，大概很多人都有，不过没有检查出来，因为不犯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如果我不吐血，我也不会知道自己有肺病，也许是别人传染给我的，也许我还传染别人，这都不知道，没有隔离，也没有药，等于自生自灭。 后来我才知道，吐血好像也并不那么严重。细菌把血管咬破了，所以就吐血，如果一个人失血不很多的话，没那么严重，吐血而死往往并不是因为失血，一般都是因为窒息，血出来的时候把气管给堵住了，那时是非常难过的，我很有体会。而且我得肺病还有个特殊经验，只要天气一变，比如忽然风雷交作，我就感到气闷压迫，开始吐血。有位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你这是 ‘天人交感’。”《资治通鉴》里有一段故事，武则天的时候屡兴大狱，抓起人来就用酷刑。有一个人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结果出来以后能够预报天气。别人问他：“怎么会这么灵？”他说不是他灵，而是他的伤一变天就立刻有预感，所以预言非常准确。我想这是对的，我当时也是这种经验，天一变就能感觉到。 我的遭遇还算不错，终于挺过来了，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物理系一个同学叫张崇域，他物理念得是最好的，后来还做了研究生。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活下来的话，现在也该是物理学大家了，也会是诺贝尔级的，可是不幸后来得了肺病，毕业不久就死了，非常可惜。化学系有个小胖子叫陆钟荣，也是读得非常优秀，我们一起上过德文，毕业的时候得了肺病，眼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真是骨瘦如柴瘦得不得了，后来死了，实在太可惜了。他们那么年轻有才，如果给一个条件能够活下来的话，我想一定非常有成绩，可惜很早就去世了。 毕业以后我念了三年研究生，起先受王浩的影响一起念了哲学，不过我没有念完，一是因为生病，半年没有上课，二是又受王浩的影响，放弃了哲学。王浩本科是学数学的，哲学念得也非常好，他认为，学哲学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从自然科学入手，特别是从数理科学入手，不然只能走伦理说教的路，比如孔孟之道，仁者爱人，但这些不是哲学，真正讲哲学一定要从自然科学入手。另一条路，就是得到一点哲学的熏陶，从哲学的背景改行搞文学。他这一点说得非常有理，西方的大哲学家大多是科学家出身，像近代的笛卡儿、莱布尼茨，当代的怀特海、罗素，还有列宁批判过的马赫、彭加勒，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王浩是学数学的，当然可以搞“真正的哲学”，我没自然科学的基础，念了一年工科远远不够，心想还是不要学哲学了，学也学不好的。那时我正病重，于是找来一些文学书排遣，特别是英国浪漫派，雪莱、拜伦、济慈的诗歌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诗歌和中国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往往都是长篇大论，一首诗就是一小本书，发挥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这在中国诗里很少见。英国十九世纪有两个重要诗人，Browning（勃朗宁）和Tennyson（丁尼生），一般的评价是Browning比Tennyson更高明，可我当时的感受是，Browning的诗歌虽然气势雄浑，但缺少人生境界的深度，在这一点上，Tennyson似乎更胜一筹，也更加让我着迷。 Tennyson中年的时候写了一首长诗《怀念》（In Memoriam），怀念他死去的朋友，写得非常感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以及宗教信仰，而他之打动我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讲，就是“畅论天人之际”。再比如，Tennyson八十三岁去世，他的最后一首诗Crossing the Bar几乎每个选本上都有，诗的大意是，那天早上他出港的时候赶上大雾，船出不去，直到中午雾气散尽才驶离港口，Tennyson联想到自己八十多岁了，人生快要走到尽头，驶离此岸的港湾，跨过人生的界线，之后，就可以见到“我的舵手”（即上帝），“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t the bar”。这些诗我读过之后非常感动，而且非常欣赏这种人生观，觉得这才符合我的胃口，所以第二年又转到外文系念文学去了。 我在外文系的第一位导师是吴宓先生，后来他去四川了，由美国人Robert Winter做我的导师。不过后来我也没有念好，因为我主要的兴趣不是文学研究，只是那些诗对我的思想有启发，觉着非常有会于心。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比如念这个对我没多大用处，拿不到博士学位，也找不着好工作，那我就不干了。当然这样想也不算错，但那是另外一种作风。从中学开始，很多年我都不大用功，这大概与我自由散漫的习惯有关系，也可以说跟自己的人生观有关系。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假如不是很有兴趣，又要付出很大的牺牲，我觉得犯不上，或者说，太功利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反而得不偿失。 1945年至1946年，正是我做研究生第三年，“一二·一”民主运动非常热烈，课也停了，学校里也乱，静不下心来读书写论文。1946年联大宣告结束，清华、北大回北京，本来我应该跟着回北京再写一篇论文，我想写一篇论叔本华，因为叔本华虽然是哲学家，可他走的是文学的路，我很有感触。可是姐姐写信说母亲随她在台湾病得厉害，以为快要不行了，我就去看她，等到可以回来的时候内战又打了起来，北上无望，所以研究生念了三年，最后也没有拿到学位。 (文章原载《世纪学堂》2006-5-2) July 12 北岛：为了《今天》的远行 (zz)发信人: ecm1255 (ecm1255), 信区: Reader
标 题: 北岛：为了《今天》的远行 发信站: 水木社区 (Tue Jul 11 21:44:35 2006), 站内 為了《今天》的遠行 —— 紀念《今天》文學雜誌創刊25周年開幕式致辭 北島 1978年底，《今天》秘密誕生在北京郊區一間狹小的農捨。作為1949年後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學刊物，它張貼在北京的政府機關、出版社和大學區。兩年後被警察查封，1990年夏天在海外復刊，直到此刻，在美國聖母大學舉辦紀念活動。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歷史似乎不能前瞻，只能回首，穿過歲月風塵，我們看到那幾個圍著一台破舊油印機忙碌的年輕人。而他們看不到我們。 《今天》在中國出現，無疑與文化革命中成長的那代人有關。他們在迷失中尋找出路，在下沉中獲得力量，在集體失語的沉默中吶喊，為此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今天》的影響遠遠超出文學以外，遍及美術、電影、戲劇、攝影等其他藝術門類，成為中國當代先鋒文學與藝術的開端。 25年以來，中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早期《今天》相比，在海外復刊的《今天》面臨著遠為複雜的局面：權力與商業化的共謀，娛樂的泡沫引導著新時代潮流，知識界在體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傾曏，以及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分崩離析的危險。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象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過海，在另一種語言的環境中幸存下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吧。在這個意義上，依我看至少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權力與資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還有一種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的全球化。 在這裡我要感謝聖母大學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們歡聚一堂。這並非為了告別的紀念，而是為了送《今天》遠行。在這送行的行列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中國文學專家，他們的激勵與批評是一種動力，讓我們更勇敢地面對危機迎接挑戰。我要特別感謝的是五位美國作家，包括Maxine Hong Kingston, C. D. Wright, Robert Coover，Russell Banks and Michael Palmer。他們專程來參加《今天》紀念活動並為我們朗誦，以示對一份處於睏境中的中文刊物及中國同行的支持。我相信，在大家的祝願下，《今天》一定會走得更遠，遠到天邊，直到和當年那些年輕人和明天的孩子的身影合在一起。 2006年3月19日 於Notre Dame ========================================================
今天读到了这么一段文字，就为震撼我心的几句话，忍不住把这段文字记录下来：
“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象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
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是我们选择生活的方向......
May 28 有一本推荐读书：诺贝尔的囚徒Cantor's Dilemma by Carl Djerassi
我相信对身陷囹圄的科学家而言，已经无所谓行为的对错，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你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既然是进退维谷，这本小说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怎么选择，它不是一种法则来指导你我，这只是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启迪我们，想想如果我们遇到了该怎么办？想想如果我们真是那么幸运地遇上了，也许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I just rememeber one famous quotation:
"It is not true we have only one life to live; if we can read, we can live as many more lives and as many kinds as we wish."--S. I. Hayakawa.
May 11 别闹了，费曼先生！昨天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是一本very funning的别传!
费曼，as a famous scientist, has made many great achievements, e.g. Atomic bomb, Nobel Prize, ...; 但是从生活的琐碎趣事中去看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丰富多彩的生活一面。
有一句话特别震撼我心：享受研究！
一定要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得到乐趣，这才是做事的意义。
他说自己那种油尽灯枯，惶惶的感受，戚戚焉；
内心的想法总是和外人永远都不一样，不管多么伟大的人物都有困惑的时候，只不过黑暗不掩光明
闲暇时，读读蛮好！ April 12 The Hundred Most Important Science Books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zz)The Hundred Most Important Scien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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